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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ytime sharing session

The most worthwhile investment in life is health ️!

She drinks Rosytime everyday🌹 (1 pack per day). Her menstrual cycles and Leucorrhea problems are improved gradually. 105 mor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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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知道我身在何处(三)

当琳达来到山景路的那间房子时,她的情绪一直在绝望与突然的自由带来的狂喜中摇摆着。终于,多年以来她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展开新的人生。她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一片地,并且没人再指指点点告诉她该干什么。

在她生病期间,琳达觉得关系最亲近的是个名叫史蒂夫·夏克鲁米斯的人,在她心里这个男人就是是她的今生最爱。1998年的时候史蒂夫跟琳达见过几次面,他告诉我,“那时她是个长得不错的服务员,看起来好像有些孤独的样子”;但到了2005年,他打电话给监狱,要求他们不要再寄琳达的信给他了,那之后没再和琳达有联络(当时史蒂夫被告知监狱里的囚犯有权可以写信给随便什么人)。琳达在监狱中时,曾让凯特琳去给她自己和她的好朋友们设计伴娘的裙子,因为她和史蒂夫不久就要结婚了。“他想办一个盛大的教堂婚礼,我并不反对这个主意”,她在日记里写到。

在她生病不久的时候,琳达也曾痴迷般地谈起史蒂夫,不过那时的她还有足够的心智认识到那只是她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她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剖析过,“我现在所经历的,并不是和史蒂夫的恋爱关系,更像是我和自己内心的一种联结。”但到了被送进新罕布什尔医院时,她已经自称是史蒂夫的妻子了。此时此刻,在山景路的房子里,她在脑海里重复着他们二人生活的日常:他们会一起在家吃完饭,在结束一天的劳作后携手共看夕阳。她在阁楼里想找些衣服穿,能让自己在史蒂夫来找她的时候显得有魅力些。她能找到的只有一顶帽子。

她心里开始做着计划。史蒂夫会在教会新年的时候,也就是待降节那几天来解救她。当看到天上几朵云组成了“4”的形状,琳达便认定史蒂夫会在十二月四日到来。她拿她用的记事本最后一页上的乘法除法表计算出来,如果她能每天只吃十二个苹果,就能顺利挨过这段“阁楼+苹果”的等待时光。

在医院跟监牢那样的地方生活了两年,就餐和各项活动都是严格遵照时间进行的,琳达因而养成了时时看表的习惯;在她所记日志中的每一个条目(一天最多会记到四个条目)都会先标记时间。对琳达来说每天的小高潮,就是在临时凑来的日历上又划掉一天的那一刻,这通常是在下午四点左右。在阁楼上和沙发底下她又发现了几本新书:《圣经手册》、《自助医疗训练》、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美国能幸存吗?》。然而日子依旧过得艰难——除了想能吃点什么之外她什么也没力气做。她写了很长的超市购物清单,一个节省版的清单,还有个略豪华些的“心愿单”:里面有粉条、意大利辣椒、V8蔬菜汁跟鱿鱼。此外她还列了二十五种想自己种的蔬菜。她还盘算着把厨房改装成《大森林里的小屋》中熏肉室的样子。

《圣经手册》给了琳达些启发,她于是开始抄录圣经中讲述跟随上帝道路的荣耀故事。精神错乱常常与宗教狂热相伴随;断药的日子越久,琳达就越感觉每天发生的事里似乎蕴藏着什么与未知的联系,又或许有着什么象征符号。随着白天的变短和气温的下降,她对上帝为她做的计划的那种信仰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支柱。因为差不多一天要花十六个钟头在床垫上蜷缩在毛毯底下才能勉强取暖,她总是觉得脖子疼。因为每次梳头都要掉太多头发,她甚至觉得需要顶假发。但她仍说“只要有点新鲜空气跟阳光,再加上锻炼、好的事物,还有爱,很快这些就都会好起来的。”

琳达常在外面等着史蒂夫的白色雪佛兰皮卡;然而到了12月初,她的信念开始动摇。”说不定我一直没见到他,这其实预示着什么好事?“她写道。”我只是盼着上帝确实是希望我俩在一起的……一切似乎都验证着这一点……可是谁又知道终究会怎样。但如果我此刻就死去的话,也未见得对上帝的计划有什么好处,至少据我的理解是这样。”

12月4日那天,路边一个人家里装饰着圣诞挂灯的景象最终让琳达崩溃大哭。曾经,她和凯特琳最爱装饰她们的圣诞树,装饰到一个夸张的程度;而她已经两年没见过一间装饰着彩灯的房子。那天下午,史蒂夫还是没出现。琳达绝望极了,她想走到一个邻居家里打电话给家庭暴力中心。但紧接着她又担心起来,害怕撒旦的手下在等着她。“亲爱的上帝,请救救我吧!我努力想活下去可不知道该怎么办。阿门。”她写道。

第二天,她吃下了最后的几个苹果。

12月5号早上,琳达开始在一个螺旋装订的新记事本上接着记日志,这个本子是大开本的,就使得她能更不费力地坐在“热凳”上面写作;所谓的热凳就是她在房子里唯一一个还能用的加热通风口上摆了一把椅子。尽管前一个夜晚让她备受煎熬,看到太阳升起时她又感到平静而充满希望了。她对日常生活的担忧暂时消退了,而她在本子上写的关于爱与救赎的故事,再次成为了她的现实。“我如此深爱着我的丈夫;而他也为了鼓励我、给我希望付出了那么多”,她写着,“我不能放弃他,或是离他而去。”

她试着去想想她现在处境中积极的那些方面:至少她不再需要面对医院里的胡言乱语、叹息和哭泣。但是,民以食为天毕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又过了一天,她写道,“面对可能要饿死的状况真是恐怖极了…这让我得花好一阵子才学会适应,和用理性和精神力量来面对所有现状。”她决定必须得离开这座房子了。“以前,我总是能及时感觉到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但通常也会有外人来给我些助推力;可现在如果我还待在这,就死定了。”她于是计划着搭便车到她父母的朋友家,那是一对老夫妇,住在几英里之外。那样她就能好好吃些东西,洗个澡,再洗洗衣物。在那之后,她可以再去到曼彻斯特,那里的支援性住房她也曾在2003年住过的(那一年她姐姐本以为她的病终于有好转了的)。

可光是走去厨房就让她感到一阵眩晕,她甚至看不见东西。她没法想象怎么走到二十码开外的大路上。之前她从未怀疑过在这个房子住下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于是她也不愿在最后放弃这一信念。“所以我就等待着,一直祈祷着,因为上帝知道我身在何处。”她写道。

琳达从来不想“像个白痴一样紧紧抓着自己的人生”,但她渐渐远离人际交往也是出于刻意为之。她知道如果重新走入社会,人们会将她称作“残障人士”。在一天夜里出声祈祷之后,她甚至怀疑“上帝到底有没有给她一个灵光的头脑,来找出面对如此困境的办法。”她似乎是接受了两种相互冲突的现实;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作“复式记账”,意思是有的病人能够分清现实世界与幻想中的世界,却也能同时相信着两个世界,就这么好好活着。甚至那些深信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病人,也会认真遵守医院的宵禁,乖乖地自己倒垃圾。人们很少会真正在绝对意义下丧失洞察力。孤独让琳达脑子里的幻觉疯狂生长,而有些时候她自己似乎也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她只是努力远离任何一个,对她的世界观表示怀疑的人。

随着天气越发冷起来,琳达也没什么太费力气的家务杂事了。她有时把门廊上结的冰柱折断几根,有时用碗舀些雪,拿到屋里的加热通风口融化掉雪或冰,这差不多要花一个小时。收集水的任务就成了她在那些天里最重要的事。她很注意慢慢地去做所有事,因为她已经在厨房晕倒过一次。为了不耗费能量,她尽量多躺在客厅里靠近热风口的位置,好能够多吸收些辐射出的热量。为了让自己精神不垮下来,她强迫自己读词典,可她从没翻到过“K”以后的书页。

圣诞节那天,琳达向窗外取些雪来;她心里也知道,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那之后她在日志上所记条目都只是几个字长而已,因为是她躺着所写,字体歪歪扭扭,大小不一。她最后的记录是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三日,只记下了那天是个周日。在她吃完最后一个苹果后那已是第三十九天。

在本子的第一页,她留了几句话给“那个发现我尸体的人”,她说她的死完全是家庭暴力的结果:”我好几次跟当局的工作人员说起我的事,还写信给他们,可没人来帮我。“她说希望被葬在镇上的墓园里,凯特琳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们母女曾一起住在这镇子里;在短信的结尾写着她的请求,下面划着粗线:“耶稣,带我回家。”

乔安·毕晓普收到三个月前她寄给琳达的圣诞卡片被退了回来,那时她才知道妹妹早被从医院放了出去。随着退回的卡片附了一张纸,写着号称是琳达的新地址,可那个地址并不存在。乔安对医院“就这么让她从视线中消失”暴怒非常;她曾做过那么多努力希望让妹妹获得治疗。“我在司法系统里工作;我相信司法的正义。我始终不懂,为什么他们有权就这样放任不管了”,乔安说。

乔安和凯特琳控告医院没有很好地对琳达的出院做出规划,而是指望被警察发现能成为她最后一道保障。“他们该问问我的!”凯特琳说,“那样我就会告诉他们,每次周围的支撑被撤掉,她都会走上一条错的路。”医院一方的辩护律师坚称,琳达的医生有法律责任,允许琳达在她病况的合理范围内过一种最少限制的生活。后来他们争议的焦点落在了那件琳达自己一直在分辩的事上:她病得并没有那么厉害。在一份书面调解书里,那些律师指出,琳达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才选择过一种别人也许不理解的生活。他们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在琳达死后在那所房子里找到的,她所记日志里看起来十分通顺流畅的句子(写下这些句子的人看起来神志是很清醒的):她为辨认鸟类和辨识云的形状感到喜悦;她知道蓬头垢面地出去有被警察发现而再次送医院的风险。

凯特琳看着妈妈留下的日志,她对妈妈只有一次在里面提及她感到很难过,那是琳达写到一个梦中凯特琳在叫唤着她。”我永远也弄不懂…我妈妈明明总是会想着我的“,她告诉我。对医院的诉讼最终以一笔不大数额的调解金作结,然而凯特琳似乎对到底该不该责怪医生始终是矛盾的。在她心里,妈妈还是那副倔强和意志坚定的老样子,而不是因为被疾病摧垮而变了一个人。”写下那本日志的女人——那不是我的妈妈“,她说。

琳达的尸体是五月份被发现的。那时有位先生对购买山景路上那所房子感兴趣,所以到那边透过窗户向屋里瞥着看。他立刻报了警,警察又通知了房主;原来房主是一对兄妹,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栋房产。房主中的妹妹曾在圣诞节去那所房子查看过,但因为房前的车道覆满积雪,四围也并无脚印,她就没进到屋里去。凯特琳得知母亲死讯时的反应,就像是她已经等了这消息好久似的。“我妈妈自己做了选择;她本可以走出那所房子的。但是她不愿舍掉自由。她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做,那个她想成为的人。”

翻译习作

【元摂食障害の私が過食嘔吐と便秘薬依存をやめて快便になるまで】

((日本全国のジャンキー))

((及びトレインスポッティングファンの皆さん))

((今、頭に直接語りかけています))

((last for lifeが聴こえて来ませんか…))

合法だけどね。

これ、便秘薬なんですけどだいたいこの量を1ヶ月くらいで飲んでいた。

思えば摂食障害のデパートでした。

拒食

過食

過食嘔吐

1番長かったのは過食嘔吐。下剤依存もほとんど同時期に。だいたいゆるーっと10年くらい続けてて、最後の2年は鬼ひどかった。食べ物とか受け付けないけどお酒飲んで、吐いて。輸入の一粒が指みたいありそうなダイエット薬とか、タイのヤンヒークリニックだっけ?の薬とか輸入して。「ああ、これで痩せられる」って完全に宗教だね笑

最終的に体重は157センチで38キロに。

最高に太ってたときは49キロかな。今は43キロあって、あんま増減しないです。

奥歯全部溶けて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笑

犬歯の1本奥?も上はほとんど駄目っぽい…

いまでは前ふり無しで履けるのが特技です…

でもね、ある日を境に辞められたんです。

ミルミルとヤクルト

これをまいにち飲むだけ。

乳酸菌激烈信奉

そもそもある日「うんこが臭い」って思ったの。笑

当時は下剤やめて、漢方を試してた時期。なんだけど、下剤の水下痢に比べるとどーしても排泄物が臭かったのね。

そこで「うんこ 臭い 改善」で調べたところ

大腸に効くミルミルと

小腸に効くヤクルト

両方飲んで

腸内フローラを育成

食ったら出る体に

というパワーワードを見つけてしまって…!

なんかね、ミルミルとヤクルトは腸の違う不分に作用があって、ミルミルは大腸に。ヤクルトは小腸に働きかけて全体の様子を整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て!

「うにゃぁ〜まさか〜」と思って

ダメ元で毎晩試したら半年でだいぶ改善した…

初めは細かったうんこも

今では立派な1本君

私の身体からこんなうんこ(どんな?)がでてくることは二度と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した。

いつのトイレの場所探してた

ごはんが苦痛だった

吸収するのが怖かった

今もね、長かった摂食障害の後遺症少しあるの…

でもね、大丈夫。きっと治るよ

同じ悩みの人に希望をもってほしい

脱したいよね、こわいよね

わたしは便秘と仕事のストレスがひどかったから、食べ物で改善できたけど、たとえばひとくち分だけ吸収してみるとか、朝は食べるとか、ほんの小さな1歩、踏み出してみませんか。

わたしも完全じゃないけどやめれたし、ごはん食べるの少し楽しくなったよ。

Lガゼイシロタ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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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僕は朝食前に何をする?

朝起きたら、みなさんは何をしますか?目覚まし時計を消してまた二度寝?ゴロゴロしながらスマホをいじる?僕ももともとそんな感じでしたが、それが不健康であると気づいたとき、朝起きたら、すぐベッドから離れて、朝食までに色々なことをしています。

健康

12月 11, 2018 22:19

松江路123號 | 16°C

努力改變自我
改變愛糖飲的習慣
加油!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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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上帝知道我身在何处(二)

Part One

新罕布什尔医院建于1842年,创建伊始的医院就像个乌托邦式的社区,为病人提供一个抵挡住外面世界一切混乱的家园。医院最早的一批管理者希望通过使病人们沉浸于一个模范社会中的方法帮他们找回“常识”(医院成立的第一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病人有“沉迷于宗教思想”的情况,还有好几个自称是“先知”。)医院占地117英亩,病人生活在一幢算得上宏伟的殖民地式红砖楼里,里面有教堂尖顶,还有错落的白色露台,周围绿树成荫。他们一起种地、栽花、做饭;医院里还有高尔夫球场、交响乐队和月报,病人可以跳舞,或是在小湖中划船。医院院长在1866年提到精神病时说,精神错乱就像是“一场醒着的梦,如果我们不硬闯进去,这个梦就会损害病人的大脑”。他还说,治疗的目的就是要“干预关于‘自我’的那个世界:把那个世界的幻想打碎,并把来自外面的事物和想法引进其中”。

然而,随着病人数量的增长,医院越来越无法将这条理想主义的路走下去。精神病医生们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进行带有慈善性质的“道德治疗法”。到1936年为止,医院已经给一百五十五个病人做了强制绝育;后来院方也开始尝试各种新奇的疗法,譬如电休克疗法和胰岛素休克疗法;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疗法中制造的休克能够澄清病人的心智。到了1950年代,病人数量已经急剧膨胀到两千七百人,这使得医生们相比筑造一个和谐社区,更需要关心怎么维护安全与秩序。病人们在医院待得太久,以至于都忘记了怎么才能离开那里(医院里就有两大片墓地安葬着从那里离世的病人)。拥挤不堪的病房像极了厄文·高夫曼在1961年出版的书《精神病院》(Asylums)中所描写的:里面的病人在医院度过了那些年之后已经迷失了他们本来的身份,而学着成为了一个“完美”的精神病人——呆滞、无助、丧失了一切希望与动力。

六十年代期间,许多学者都提出并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即许多用来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和手段反而加重(有时甚至是导致)了精神疾病。作为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高产作家的托马斯·萨斯曾将精神疾病形容为一种“虚构”,一个“隐喻”。精神病学家R·D·莱恩则说精神病是“对这个疯狂世界做出的一种完全理性的调整与适应”。1963年,肯尼迪总统(他的姐姐罗斯玛丽曾接受脑白质切除术,术后的后遗症使得她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签署通过了社区精神健康中心法案(th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s Act);该法案要求搭建起包括行为健康中心和过渡性住房在内的一套更为人性化的网络,用以取代传统的精神病院。肯尼迪总统的这一“大胆的行动”(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当时正好在抗精神病药物开发的领域有些进展,那些药物给了人们一种很快就能治愈精神病的希望。1975年,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各州无权“禁闭那些对他人无害的有精神疾患的人士”。四年之后,在罗杰斯诉奥金案(Rogers v. Okin)中,联邦地区法院判决,在病人不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药物治疗应被认作是一种“精神控制”,因而是违宪的。法院认为,“选择进行精神活动——抑或是拒绝进行精神活动——是一项基本人权,它与罗诉韦德案中受保护的生育或堕胎的权利同等重要。”

这一波“去机构化”的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实验并没有如预想一般顺利进行。虽然之前增幅过快的医院纷纷被关停和清空,社区医疗中心并没有按照计划的数量建设起来。各种资源也在持续下降:就在过去的三年中,各州划拨给精神健康方面的预算就被砍掉了22亿美金。“希望精神疾病能够被消灭的这种愿望,让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建造出了一个假装精神疾病已经不存在了的医疗系统”,保罗·阿佩尔巴姆在2002年他的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主席就职演讲中表示。现在,关押在监狱中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是在医院里精神疾病患者数量的三倍;另外有些病人则是流落在街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曾有一篇论文研究了圣迭戈公共精神健康系统中所有病人的记录,发现在任一年中,每五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就有一个成为了大街上的流民。

如今只有一百五十八个床位的新罕布什尔医院会接收刚从监狱中放出的,以及那些会伤及自己和他人的病人。经常会有病人被很担心他们状况的亲友送到急诊室来,然而,因为他们没有造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些人都不会被医院接收。“实话说,这真是件让我们羞愧的事”,医院的医疗副主任亚历山大·德·奈斯奈拉跟我说。“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病人,他们得要在一些事上做出决定,而这些事是他们在健康状态时完全不会想到的。但紧接着我们又得面对主张公民自由的人士祭出的观点:我们凭什么说那些病人无权或无力做出选择呢?”

这种所谓的“自由”,在实际中往往沦为了“抛弃”。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家汤雅·鲁尔曼曾与我谈到,“在美国精神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认为一个人该有能力自己想法子渡过难关。”鲁尔曼曾追踪调查过芝加哥的一些有精神疾患的女性,这些人通常都陷在一个“机构的怪圈”中:收容所、过渡住房、急诊室和监狱,这些地方填补了精神病院的空缺。这些女性中很多人没有接受辅助性住房计划,因为为了获得这类住房计划的资格,他们得“确认”自己精神病患者的身份。她们没办法“写下那种精神病医生认定有‘自知力’的句子:‘我得了一种精神疾病,我有这些症状,而且我知道它们不是真实的’。让这些人求助就等于是让她们能意识到,她们不能相信自己的所知所觉”,鲁尔曼说。

琳达能够坦然承认,她的生活在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但她拒绝接受她糟糕的状况跟她“发疯”有任何关联。在看过一本介绍家庭暴力的小册子后,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她的姐姐告诉别人她有病,这分明是对她的虐待,并且她姐姐一定是试图要夺走属于琳达的那份遗产。“我的事可以写成一本很厉害的书:一本纽约时报畅销书!”她在医院写信给朋友说。

在琳达住院三个月后,院方提交了一份希望让她姐姐乔安成为她法定监护人的请求书,这样的话乔安就有权要求琳达必须接受药物治疗。院方必须要给出足够的证据“排除合理怀疑”(这与刑事审判中所使用的标准是一致的),证明琳达没有能力自己做决定。在听证会上,琳达向法官陈述,她唯一的问题就是“一直会被各种事惹恼”。“我有很丰富的医学知识,”她说。她指出她每天都吃维生素,会穿抗血栓的袜子,最近还同意过去做乳房X光片,在十六岁时完成了急救训练的课程,并且有一个做足病医生的叔叔。对于她精神有问题的论断,她则表示:“我一向都是如此,行不行?!我是干女服务员这一行的,我肝火比一般人都旺。”法官最后判决,仅仅是基于琳达拒绝承认自己是个病人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她没有行为与判断能力。虽然琳达已经变成了她姐姐或是她女儿都几乎认不得了的样子,法官仍然认为,不能只由于她性情的改变就剥夺法律赋予琳达的权利。正如乔安所说,“她既不喊叫,也没有冲着天花板讲话。”

关于琳达监护权的听证会就这样结束了;琳达的精神病医生本将其视作得以对她进行药物治疗的最佳机会,但收到这样的结果之后医生们开始谈起放她出院的事了,尽管医院的工作人员还是都很担心琳达对“有人在秘密陷害她”的这一执念。还有一位医生在说起放琳达出院时则预言,琳达大概会再次卷入什么跟警方的麻烦,然后最终还是会被送回医院来;到了那个时候就能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对指定法律监护人的请求了。新罕布什尔医院大约三分之一出院的病人都会再次入院。这位医生说,“她这样的病人,就是需要在情况变得特别危险之前,让警察注意到她。”他似乎认为,只有执法人员才能提供那种,强制琳达真正接受治疗的力量。

住院的期间,琳达获得了“每日社区通行证”,这让她每天可以在医院外面待上一阵子。通常她会坐在康科德的广场上,一边钩编些玩意儿,一边看着往来的人群;但晚饭之前她总是会按时回医院。她积极参与好几个互助社团的活动,包括“内心的力量”、“失去与重获新生”,“生活方式的多样选择”;然而这些社团的任何有“治疗”主题的聚会活动她都不会参加。她在一个社团填写的学习计划单上写道,“自由”是她唯一的长期目标。短期的目标则包括“添置衣服”、“逃离恶魔”、“给有罪之人施加压力”和“多笑一笑”。

医院有一个负责每十五分钟查看一次病人们“是否还在呼吸”的助理,跟琳达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友谊。一次这位助理鼓励琳达可以多认真思考一下出院之后她想要做些什么,但琳达没让她继续说下去。“我记得她从过道往前走,然后转过身来说,‘你分明在把你的价值强加在我的人生之上’,”这位助理后来回忆到。“那一刻改变了我。那一刻,我知道了,我不会再管她的事了。”

关于如何养活自己,琳达唯一的想法就是卖些她钩编的连指手套和小桌巾。虽然她曾抱怨过无家可归让她觉得尊严尽失,但她还是不允许医院把她的信息传给一个免费的过渡住房项目,只因为在检查手续文件的时候她看到里面有对她的诊断书。“我不会在任何说我有精神疾病的东西上签字的”,她告诉帮助她的那位社工。于是,她仅仅揣了几块零钱就出院了,没有银行账户,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将欲何往。

因为有病人隐私权方面的法律规定,琳达的医生从没通知过乔安和凯特琳她已经被释放出院的事,并且在琳达住院期间,医生也不能向她们告知琳达的情况。乔安会送钱过来,也会给琳达带些衣物,但琳达从来不见她,渐渐地乔安开始觉得似乎她在琳达看来只是个碍事的人。2006年,乔安加入了美国精神疾病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f Mental Illness,简称NAMI),这个组织有1200个分会是由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她们也被人叫做“NAMI妈妈”)成立的。这些家属都面对着相似的问题:在他们患病的家人做医疗相关的决定时,他们都有被排斥在外的体会。在这个组织刚刚成立的1979年,精神疾病普遍被认为是源于家庭关系的缺陷。当时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是,精神分裂症的根源是有一个没有能力表达爱的感情的“致精神分裂症的母亲”。 20 more words

翻译习作

酸高麗菜&黃金泡菜

鄰居在臉書上張貼“搶救菜農”於是我也就順手買了
最近跌價跌很大的高麗菜一個幫忙吃幫銷貨的概念
收到貨時,很傻眼!

整箱高麗菜重到我搬不太動 10顆恐怕是超過25KG (每一顆大概4台斤)

開箱後拿了兩顆起來送朋友,其他就號招社區鄰居來幫忙吃
自己留兩顆~一顆昨晚煮了味噌豆漿火鍋,只切了1/4顆還吃不完….真的超大

今天處理1顆拿來做酸高麗菜聽家母說酸高麗菜,煮魚、煮湯
或炒都好用而且很容易做,於是~我就信了!沒意外的話一週後見真章! 35 more words

家常菜